在我们讨论技术与人的关系时，在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价值表示怀疑时，常见的观点是这样的：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类的需求。也就是说，是人类先有了需求，然后技术满足了这种需求。例子比比皆是，比如眼镜，因为我近视，所以我需要这种技术矫正我的视力，不然我看电影就看不见字幕。所以是技术满足了我的
对于这种几乎是标准答案的说法，怀疑者的反驳常常是这样的：第一，现代技术异化了我们的生活，常常不是我们在使用技术，而是我们被技术所控制；第二，很多需求根本不是我们本来有的，是被技术刺激出来的，所以不是技术满足了我们的需求，而是技术刺激了我们不必要的需求。第三，幸福是个相对的概念，我们的现代社会未必就比传统社会更加幸福，相反，却导致了一大堆全球性问题。这些理由讲起来要抽象一些，不如“技术造福说”简单明了，常常让人觉得强词夺理，吃奶忘娘。比如说手机，我必须这样论证：我们真的需要手机吗？就算需要，我们真的需要不断更新手机吗？一会儿加个摄像头，一会儿加个手写板，这些需求完全是在这些技术发明出来之后，被广告给刺激出来的。然而，马上就会有人说：你不需要，不能说别人也不需要，你觉得不好，你可以不用啊。我只好说，因为大家都用了，我也只好用。对方又会说：大家都用，正好证明大家都需要；你也用，所以你也需要。这就叫社会进步。关于技术对人的控制，江晓原曾经提到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。以前八小时之外，下了班你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的，老板想找你也找不到，所以也就不想找你。但是现在，很多老板都要求员工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，随叫随到。不过，对方会说：这又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，这是社会问题啊，你怎么能怪在技术头上？至于全球性的环境问题，人家早就说了，环境问题最终还得靠科学及其技术的进步才能得到解决，不靠科学，你靠什么？
所以，如果直接考虑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，很快就会陷入到弊多利少还是利多弊少的琐碎论证与计算中。双方公有公理，婆有婆理，但又都难以取得压倒性的优势。我隐约觉得，要想说清楚这件事儿，需要在技术和人这两者之外，引入一个第三者：资本。
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当我顺着“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”的问题再往前推导两步之后，我忽然发现，一旦把“资本”引入到技术与人的关系中，前面的公理婆理一下子就获得了新的解释。
自从工业革命之后，技术从起点上以及归宿上根本上就不是“为了”满足“人”的需求，而是“为了”满足“资本增殖”的需求。
而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，技术有时候会满足人的需求，有时要刺激人的需求；有时会给人带来幸福，有时也会给人带来不幸；常常会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，剥夺另一部分人的需求。
也就是说，在科学之技术和人的需求之间，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。它们的关联是间接的，是通过资本这个中介完成的。当我们在没有直接因果关联的两者之间讨论其因果时，必然疑雾重重，歧路多多。
在工业文明的大框架中，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技术更有可能被发明出来；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技术，更有可能得到应用。而那些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技术，即使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，即使能够为人造福，也不容易被发明出来，也不容易得到应用。曾经看过《南方周末》的报道，说国际大制药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治疗疑难病症的新药特药，却很少有公司愿意生产为非洲普通人治疗普通病的普通药。
关于技术与人的关系，2004年年初的时候，江晓原与韩建民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。韩建民称赞现代通讯技术的好处，说：比方说，以前我的稿子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可能得专门出趟差，坐火车去趟上海，一来一回，可能得四五天。现在你看，用电话，电子邮件，半天就能搞定了。这不就是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，为人类造福吗？江晓原说：那我问你，以前你做这件事儿，假设需要四天吧，现在你只需要半天就可以完成了，那么，你节约出来的三天半，是不是都属于你自己了，可以由你随意支配了吗？不是，你还是要工作。实际上，你的劳动强度更大了，因为你现在这四天时间，干的是以前三十二天干的活儿。实际发生的情形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的生活实际上是更紧张了，而不是更放松了。然后，江晓原提到关于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的例子，论证技术对人进行的控制更强了。
当把资本这个元素引入进来之后，我发现两位老兄的争论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演。当我们说科学及其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时候，我们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。相信技术对人类整体的利益会有好处，所以人类每一个个体的利益也都会从中受益。但是，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。如果我们要问，技术到底为人类的哪一个群体造福了？或者说，技术首先为人类的哪一个群体造福了？显然，在韩建民提供的这个案例中，获得了更多好处的是位于资本上游的老板。由于通讯技术的更新，员工一天可以做以前四天的活儿，而工资却不需要提高多少。所以这种技术，首先以及最终满足的不是普通工人的需求，甚至也不是某几个某一批老板的需求，而是资本增殖的需求。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，人类的某些需求被满足，以及人类某些群体的需求被满足，都只是资本增殖的副产品。
整个工业文明是一个食物链，一切经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，归根结底是要消耗资源和能源，释放垃圾。物质不灭，能量守恒，资本的增殖，归根结底要整体地球的生态为之付出代价。在资本食物链下游生活的人群，则首当其冲承担生态破坏的后果。
在这个话语背景下，红豆杉剥皮事件还可以做进一步解读。1990年代初，一项技术在北美获得了专利，利用红豆杉树皮中的紫杉醇制造治疗乳腺癌、卵巢癌的特效药。很快，中国西南大面积红豆杉遭到了灭顶之灾。从1992年到2001年，滇西北三百万红豆杉惨遭剥皮，而红豆杉是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。这个食物链是这样的：当地农民剥树皮卖给当地小商贩，小商贩卖给当地小公司，小公司卖给昆明的汉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，汉德公司提取紫杉醇出售给欧美的大制药厂。汉德公司当时是云南省政府重点支持的创汇企业，一度是全球第二大紫杉醇供应商。2002年，该公司涉嫌走私珍稀植物制品被起诉，集团董事长等人被判刑。在这个食物链中，至少出现了两项科学的技术，一是北美那项专利本身；二是用树皮提取紫杉醇的技术。这两项技术满足了谁的需求？第一项技术还可以说满足了某类癌症患者的需要，然而，显然，并不是所有的癌症患者都能够买得到、买得起这种药。这项技术被发明出来，以及被应用下去，都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。而提取紫杉醇的技术，更是在赤裸裸地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。在这个食物链中，北美的大制药厂以及汉德公司获利最多，而因红豆杉被剥皮而导致的生态后果，都不会直接落到它们头上。所以这两项科学的技术，并没有满足云南红豆杉所在地人们的需求，相反，却对他们构成了直接的伤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汉德集团所采用的技术，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提供的。工业革命以来，资本与科学结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同盟，于是，一些科学逐渐由神学的婢女，变成了资本的帮凶。
转基因、克隆、干细胞研究等一系列生物技术引起了巨大的争论。反对者认为这些技术冲击了人类伦理的底线，人类应该在这个底线面前止步。而支持者则主张：科学要进步，伦理应该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调整，而不是阻碍科学的进步。支持者常常强调这些技术对人类可能会有的各种各样的好处，比如干细胞研究可以治病救人。在这个堂而皇之的目的下，目前国际主流允许治疗性克隆，反对生殖性克隆，算是在技术与伦理间做了一个协调。然而，治病救人真的就是干细胞研究的目的吗？否，归根结底，干细胞技术中隐藏着巨大的利益，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。否则，即使能够治病救人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科学家、那么多公司热衷于突破人类的伦理底线。
那么，我们能否想象，会有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，能够制止科学成为资本的仆从？在我们的缺省配置中，科学家总是具有崇高的道德，他们探索自然规律，就是为人类造福，他们追求真理，甚至为真理而献身。然而，这种小科学时代的神话在大科学时代早已失真。现实的情况是，一方面，科学家自身也是要追求利益的；另一方面，科学家对自己的发明并不能完全控制，甚至是完全不能控制。比如克隆人，在技术上已经没有大的障碍，即使大多数科学家恪守科学道德，拒绝克隆人，但是，如果有大资本家下决心克隆一个人出来，总能找到愿意帮他克隆人的科学家。
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回过头来看工业革命以来的文明史，对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，都可以重新解读。蒸汽机的发明到底满足了谁的需要？自动提花机的发明到底满足了谁的需要？英国的普通老百姓需要吗？以往的手工匠人需要吗？他们都不需要，反过来，他们仇恨这种新技术。所以会有卢德运动。英国人生产出了超过自己所需的布匹，为了资本增殖，需要开拓市场。但是中国百姓并不需要这些洋布，市场无法开拓，英资本主义帝国只好用鸦片，用枪炮，打开中国的市场，让中国人觉得自己需要这些洋布。对于这一点，伟大的马克思曾经做过分析。“资本来到世间，从头到脚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”而技术，尤其是后来的科学的技术，则是资本最强有力的马达。没有科学及其技术的帮助，资本注定难以实现如今天这样对于全球的掌控。在资本为主导的文明体系中，一切都将首先为资本所用，科学也不例外。
高新技术如同一个马达，逐日加速资本链条的运转。然而，在有限地球时代，物质不灭，能量守恒，我们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获得无穷的“财富”，所以在资本链条上游的人们疯狂地攫取财富的同时，食物链下游的人们，将不会再如以前那样，可以分一杯羹，而是更加彻底地被剥夺。因为在资本链条最下游的，是底层的民众，是大自然本身。当底层民众与自然的关系被彻底剥离之后，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神性，赤裸裸地暴露在工业文明的机器面前，成为待加工的原材料，最终转化成垃圾。
在未来的垃圾世界到来的时候，人类的文明，以及人类的需要，都注定被垃圾所掩埋。
(本文编辑：李焱)
 |
